我们医院那么多的教授，其中不少还在学术界很有名气，但是他们的水平我是知道的。现在这个社会太浮躁，真正做学问、真正有水平的又有几个？比如我自己，这样一种水平就竟然是副教授、科室主任了，其实我自己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斤两，所以经常在一个人的时候暗自汗颜，不过当我去想到周围的教授们的情况后也就释然了。
所以，真正不迷信所谓专家的人恰恰就是我们这样的。因为我们比其他的人更了解这个圈子，更看得清所谓的专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全市那么多知名的律师事务所，那么多有名气的律师，我自己去找一个好了。我心里想道。
对于律师来讲，我对他们这个职业的理解是这样的：无外乎他们有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东西，而更多的是需要关系。只要他们和法官的关系不错的话，那就很可能会打赢官司，就很可能会成为所谓的知名律师了。我从来都不相信所谓的法律的公正。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都是如此，何况我们的？要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可比我们的早存在上百年呢。
正如我说童瑶的那句话：我们国家的办案人员总习惯于有罪推论，这一点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恰恰相反。其实这里面就已经反映了很实质的问题了。
对于有罪推论与无罪推论有一个形象的例子：邻居到衙门告你昨夜偷鸡，县老爷就预设你确实犯了偷鸡的罪，除非你能证明自己不可能偷鸡，比如隔壁村李寡妇哭喊着帮你证明你昨夜其实在她家吃火锅吃到凌晨，这样你才算没罪。这就是有罪推论。
邻居到衙门告你昨夜偷鸡，县老爷预设你清白，除非他能找到你果真偷鸡的证据，比如隔壁村李寡妇说昨夜你莫名其妙请她吃鸡肉火锅，衙役从你家垃圾桶翻出鸡骨头做n鉴定，结果此受害鸡与邻居家老母鸡乃母子关系，这样你才算有罪。这就是无罪推论。
发现自己的思绪又开始莫名其妙地散发了，急忙去想：给谁打电话呢？
现在，我发现自己变得可笑起来：拿着这个新电话，竟然一时间不知道该给谁打这第一个电话了，也许是自己确实没有什么朋友，也许是自己很珍惜这部新电话的第一次。
忽然想起一个人来。
“庄晴，最近还好吗？”电话接通后我问道。
“好啊。就是太忙了。”她说，心情很愉快的笑声。
“说说，都在忙些什么事情呢？”我问道。
“拍戏啊。还能干什么？”她笑着说。
“哦。”我说道，忽然感觉到自己和她有了巨大的沟壑，因为我猛然地发现自己和她根本就没有了什么共同的话题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