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允许抹牌赌博,但现实生活中到处是打麻将斗地主的;法律不允许拉关系走后门,但如今不拉关系不走后门根本就办不成事情;蒋介石罪大恶极吧,政府还允许给他修坟墓呢!听我一声劝,素珍姐。你现在条件那么好,生活又不是不可过,能马虎的,就马虎一点儿算了。”汤正源继续侃侃而谈。
白素珍觉得汤正源说这些话,简直不象一个司法工作者,不配律师的称号。
她反问道:“我生活条件好就能容许王厚义犯罪么?就该放弃本应属于我的正当权益么?这是你的观点,还是苏庭长的意见?”
汤正源直言不讳地说:“苏庭长觉得你就象三岁的小孩一样幼稚无知,愚蠢可笑。特别是你回王李村时,抱着你养母的遗像进门,还在遗像两旁写什么宪法显灵、善恶应报。这简直不象正常人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个精神病!”
白素珍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也毫不客气地把苏庭长臭骂了一通。只可惜,苏庭长听不见,也不知此时此刻他打喷嚏没有。
待白素珍的情绪安定下来,汤正源又开始讲述法院审理案子的一些内幕。他说,中国的法制建设并不完善,目前还是“人治”主宰“法治”。简单地讲,就是权大于法。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打官司如同赌博,有理并不一定能赢,无理也未必会输,关键是看你上面有没有人。公检法司都在讲“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一旦上级对案子定了性,或者位高权重的人打了招呼,下面都得按上面的指示去办。
汤正源劝白素珍就此止步,回河北保定去,和家人一起安安心心地过春节,不要再折腾了。
白素珍原本希望汤正源对她打官司提供支持和帮助,没想到汤却一次又一次地泼冷水。她失望极了,内心里根本就不赞成汤的观点,也不认同汤讲的那些狗屁理论。
求人不如求己。她下定决心要把官司打下去,完全凭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第二天,白素珍关在旅社的房间里写了一上午的起诉书。
她严格按照苏庭长的要求,刑事民事分开写,起草了两份状子:一份告王厚义虐待老人致死,一份告王厚义侵占公民房产。
草稿完成之后,白素珍又有了愁肠事。
因为她的字写得太差了,稻草把子一般。这样交给法院,别人肯定不会受理。之前的起诉书,都是她打草稿,老马帮她抄写。老马写的都是正楷字,一丝不苟,如同临摹字帖一般。现在老马离得那么远,她不可能跑回河北去找老马,也不可能让老马赶到湖北来。
怎么办呢?找家打字社帮助打印出来?那得花不少的钱,而且要耗费好长时间。白素珍既不愿意花钱,也等不起。她还是想找个人帮助抄一遍。找谁呢?孝感的朋友中,哪个的字写得好一些?她肯定不愿意去找汤正源帮忙,想起汤正源她就生气。什么小学同学?什么狗屁律师?纯粹是一个披着法律外衣的混混儿!
除了汤正源,还有谁能帮上忙呢?
如同昨天考虑住宿问题一样,白素珍又把所有在孝感的朋友盘点了一遍,电影院放映员小夏,汽车站售票员小陈,餐馆服务员小沈……似乎她们的字写得都不怎么好,都难得拿出去见人。
对了,李艳红不是也到孝感来了么?白素珍突然记起几个月前收到过好朋友李艳红的来信,说是她丈夫王青松从双峰中学调到了孝感黄继光中学,他们全家也都搬到了孝感城。
哎呀!我怎么把自己最好的朋友忘记了?白素珍拍着头发乱蓬蓬的脑袋,发现自己真是忙糊涂了,简直不可饶恕。李艳红的爱人王青松是中学语文老师,字肯定差不了,可以找他帮忙呀。
想到这里,白素珍激动万分。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她马上收拾东西,准备前往黄继光中学去找李艳红。
李艳红也是王李村人,和白素珍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小时候,她们形影不离,无话不说,好得如同一个人,是可以割头换颈的朋友。李艳红结婚比白素珍晚几年,嫁给了同村的王青松。
王青松是双峰中学的公办教师,平时上班时住在学校,周末才回王李村。
白素珍离婚回到白沙铺的最初几年,心里一直放不下自己的儿子王加林,刻骨的思念几乎让她精神崩溃。
有时想得实在没办法,她就带着加花从白沙铺往王李村走。母女俩走走歇歇,一会儿牵着加花,一会儿把加花抱着或者背在身上。六十多里田间小路,往往需要走上一整天。加花大些之后,她就把加花留在白沙铺,托付给邻居照看,一个人前往王李村。
走在路上,想起王李村的儿子和白沙铺的女儿,白素珍总是忍不住泪流满面。而当她脚上打起血泡,精疲力竭地赶到王李村时,迎接她的,往往是王厚义恶毒的辱骂,以及惨无人道的毒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