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允许抹牌赌博，但现实生活中到处是打麻将斗地主的；法律不允许拉关系走后门，但如今不拉关系不走后门根本就办不成事情；蒋介石罪大恶极吧，政府还允许给他修坟墓呢！听我一声劝，素珍姐。你现在条件那么好，生活又不是不可过，能马虎的，就马虎一点儿算了。”汤正源继续侃侃而谈。
白素珍觉得汤正源说这些话，简直不象一个司法工作者，不配律师的称号。
她反问道：“我生活条件好就能容许王厚义犯罪么？就该放弃本应属于我的正当权益么？这是你的观点，还是苏庭长的意见？”
汤正源直言不讳地说：“苏庭长觉得你就象三岁的小孩一样幼稚无知，愚蠢可笑。特别是你回王李村时，抱着你养母的遗像进门，还在遗像两旁写什么宪法显灵、善恶应报。这简直不象正常人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个精神病！”
白素珍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也毫不客气地把苏庭长臭骂了一通。只可惜，苏庭长听不见，也不知此时此刻他打喷嚏没有。
待白素珍的情绪安定下来，汤正源又开始讲述法院审理案子的一些内幕。他说，中国的法制建设并不完善，目前还是“人治”主宰“法治”。简单地讲，就是权大于法。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打官司如同赌博，有理并不一定能赢，无理也未必会输，关键是看你上面有没有人。公检法司都在讲“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一旦上级对案子定了性，或者位高权重的人打了招呼，下面都得按上面的指示去办。
汤正源劝白素珍就此止步，回河北保定去，和家人一起安安心心地过春节，不要再折腾了。
白素珍原本希望汤正源对她打官司提供支持和帮助，没想到汤却一次又一次地泼冷水。她失望极了，内心里根本就不赞成汤的观点，也不认同汤讲的那些狗屁理论。
求人不如求己。她下定决心要把官司打下去，完全凭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第二天，白素珍关在旅社的房间里写了一上午的起诉书。
她严格按照苏庭长的要求，刑事民事分开写，起草了两份状子：一份告王厚义虐待老人致死，一份告王厚义侵占公民房产。
草稿完成之后，白素珍又有了愁肠事。
因为她的字写得太差了，稻草把子一般。这样交给法院，别人肯定不会受理。之前的起诉书，都是她打草稿，老马帮她抄写。老马写的都是正楷字，一丝不苟，如同临摹字帖一般。现在老马离得那么远，她不可能跑回河北去找老马，也不可能让老马赶到湖北来。
怎么办呢？找家打字社帮助打印出来？那得花不少的钱，而且要耗费好长时间。白素珍既不愿意花钱，也等不起。她还是想找个人帮助抄一遍。找谁呢？孝感的朋友中，哪个的字写得好一些？她肯定不愿意去找汤正源帮忙，想起汤正源她就生气。什么小学同学？什么狗屁律师？纯粹是一个披着法律外衣的混混儿！
除了汤正源，还有谁能帮上忙呢？
如同昨天考虑住宿问题一样，白素珍又把所有在孝感的朋友盘点了一遍，电影院放映员小夏，汽车站售票员小陈，餐馆服务员小沈……似乎她们的字写得都不怎么好，都难得拿出去见人。
对了，李艳红不是也到孝感来了么？白素珍突然记起几个月前收到过好朋友李艳红的来信，说是她丈夫王青松从双峰中学调到了孝感黄继光中学，他们全家也都搬到了孝感城。
哎呀！我怎么把自己最好的朋友忘记了？白素珍拍着头发乱蓬蓬的脑袋，发现自己真是忙糊涂了，简直不可饶恕。李艳红的爱人王青松是中学语文老师，字肯定差不了，可以找他帮忙呀。
想到这里，白素珍激动万分。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她马上收拾东西，准备前往黄继光中学去找李艳红。
李艳红也是王李村人，和白素珍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小时候，她们形影不离，无话不说，好得如同一个人，是可以割头换颈的朋友。李艳红结婚比白素珍晚几年，嫁给了同村的王青松。
王青松是双峰中学的公办教师，平时上班时住在学校，周末才回王李村。
白素珍离婚回到白沙铺的最初几年，心里一直放不下自己的儿子王加林，刻骨的思念几乎让她精神崩溃。
有时想得实在没办法，她就带着加花从白沙铺往王李村走。母女俩走走歇歇，一会儿牵着加花，一会儿把加花抱着或者背在身上。六十多里田间小路，往往需要走上一整天。加花大些之后，她就把加花留在白沙铺，托付给邻居照看，一个人前往王李村。
走在路上，想起王李村的儿子和白沙铺的女儿，白素珍总是忍不住泪流满面。而当她脚上打起血泡，精疲力竭地赶到王李村时，迎接她的，往往是王厚义恶毒的辱骂，以及惨无人道的毒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