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敬文崇尚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想品尝什么美味了，看中什么品牌服装了，想使用什么家用电器了，想享受什么舒适的服务了，想找什么乐子了，只要手头的钱足够，他就决不会委屈自己，一定要让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他抽烟、喝酒、抹牌赌博，可谓“五毒俱全”。抽的香烟都是牌子比较响、价格比较贵的，要么红塔山，要么阿诗玛，很少抽劣质杂牌烟。不想做饭了，就邀上狐朋狗友，今天去这个餐馆，明天到那家酒店，或者在大排档上胡吃海喝，划拳猜马，快活得不得了。打麻将，“斗地主”，而且筹码比较大，动辄成百上千元，甚至几千元。不管是输是赢，很少见他大喜大悲，几乎到了“宠辱偕忘、波澜不惊”的境界。
加林就难以做到这样，难得像敬文那样洒脱。这也是他经常感觉世事不公平、想起来就骂自己没出息的地方。有时他非常困惑，甚至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古训产生过怀疑。敬文从来没有“远虑”过，似乎也没有什么“近忧”。自己总是谨小慎微，未雨绸缪，仍然经常愁肠百结，道不尽的烦恼与苦闷。
加林不知道自己与敬文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究竟哪一种对哪一种错，弄不清孰是孰非。有时，他甚至这样设想：假如现在突发天灾**，他和敬文都遭不测死亡，两人相比较，哪一个的活得更有意义？哪一个会觉得“不枉此一生”？哪一个感觉更划得来一些？
这次到孝天城，加林还有一个新发现，那就是敬文家里居然装上了电话。
这个发现对他的刺激很大。半年前——也就是从孝北县一中搬到银行大院里居住时，加林曾提议在家里装一部电话，他老婆红梅死活不同意。红梅说，我们又不做生意，装个电话有什么用？夫妻两人生活在一起，上班都在家附近，每天同进同出，又不需要在电话里嘘寒问暖。一部电话装机费两千元，每月还要交座机费和话费，有必要花这个冤枉钱么？
王加林听后，觉得也有道理，所以就放弃了装电话的打算。
没想到，同样不做生意、同样是夫妻俩生活在一起的方敬文，家里却不声不响地有了电话。
敬文为什么就有胆量、有气魄花“这个冤枉钱”呢？他还欠着别人那么多账债没还哩！
加林暗下决心，如果借出去的两万块钱能够侥幸收回，他一定去把那些之前舍不得买的东西全部买回！空调买分体式的，洗衣机买全自动的，把电话装了，有可能的话，再去买一台家用电脑。——他早就想用电脑写作了。还有，王彤要了多次的电子琴和自行车，也应该买回来，不能老是让女儿失望。
吸取教训，加林再也不想存钱了。钱在家里是存不住的，家里有闲钱只会惹是生非。
他认为，正是因为家里有一些存款，方红梅才有帮她弟弟敬文贷款的底气。
好在银行给内部员工的授信额度只有两万元，没有满足方敬文提出的五万元借款要求。两万元的窟窿，他们勉强能够堵上；如果这次借出去的是五万元，他们就算倾家荡产，也是还不上的。想到这一点，加林又感到庆幸，有一种“大难不死”的感觉。灭顶之灾擦肩而过。不然的话，他现在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
上班坐在办公室里，王加林同样被贷款的事情困扰着。不是发呆，就是走神。心头罩上一片乌云，脸上总是冷若冰霜。搞得胡蓉、袁萍、水电工和司机们在他面前大气都不敢出。余丰新向他汇报工作时，也是小心翼翼的。
这天，余丰新告诉他，县人行办公室来电话，说赵国栋行长写的《储蓄工作中的优质服务之管见》一文发表了，叫支行派人去领样刊。同时带四千块钱，交刊登文章的版面费。
王加林一听就火了。
他认为县人行是在故意做笼子让他们钻，太卑鄙无耻了。
大约三个月前，王加林接到县人行办公室肖主任的电话，说是省人行主办的《银企之友》杂志社准备出一期孝北县专刊，要求全县各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写一篇专业论文，集中在专刊上发表。
加林听后非常高兴，当即向行长赵国栋进行了汇报。
赵国栋说，事倒是件好事，但他好长时间没有动手写东西了，恐怕难以完成县人行布置的这道“作业题”。
“这不是问题。”自恃清高的加林主任也趁机向领导讨好，“写论文的事情我来负责，您认可后，署上您的大名就行了。”
“那怎么行？这不成了我剽窃你的劳动成果。”赵国栋较真地表示反对，接着又提出一个两全之策，“这样吧，文章初稿由你起草，我来修改把关，我和你两个人共同署名。”
王加林欣然同意。
这个方案最好。说实在的，让他写文章署别人的名字发表，想起来心里也不怎么美气。像王加林这类爱好写作的人，还是比较看重智力劳动成果的。
为写好这篇论文，加林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光是去孝天图书馆查资料，他就往孝天城跑了好几次。
文章定稿后，他专程送到了孝北县人行办公室。
肖主任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