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是疏导，而不可以堵塞，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是顶层设计，从上向下全民覆盖，而不可下层出现问题了，上层才去设计。英国的议会天天都在开会，无休止的争论，他们在争论什么，就是在设计上层建筑，达成多方妥协的政治法案，以便覆盖全体民众，为的就是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如果没有超智慧的顶层设计，单靠下层民众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淹没的不只是下层民众，也包括上层建筑。
（二）、人民为什么要有信仰
人们有信仰，并将精神与灵魂寄托于某一神灵之上，或国家之上，并无善恶之因，只因为没有灵魂存在思想的人反而更加倾向于我行我素的思想，“如果我们不能具备“神灵存在”的观念，那么就会产生反叛的观念。”（孟德斯鸠）如果人们具备“神灵存在”的观念，就可以超越自我，将精神置于财富、荣华、痛苦、欢乐与悲哀之上，减轻因无神论而产生的恐惧的心理压力，消除反叛与自由思想，成就一个具备素质良好，行为规范，充满信心，敢于担当责任的人。
（三）、神父、和尚、阿訇、道士的财富应当受到限制
以财富公益性原则，神父、和尚、阿訇、道士的财富应当受到监督管理，私营的寺庙、道观、教堂经济更应该加以控制，原因是寺庙、道观、教堂是传续不断的社会单元，与国家之中的家庭单元对比是反比现象。即单元家庭可以消亡，而单元寺庙却可以长期存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世代承继的经济实体如果不加限制，必然带来财富巨量增长的后果，而家庭的扩张并不能引发财富的过度集中，这是由于家庭成员会分化成不同的单元家庭，而寺庙、道观、教堂则不存在单元分化现象，如果寺庙、道观、教堂无序的从信徒手中接受财富而不加控制，势必有背社会发展的公益性原则。因此，明智的政府都会采取限制寺庙、道观、教堂无序扩张，与拥有大量财富的措施，即便是封建王朝也会严厉控制神父、和尚、阿訇、道士的财富无序增长。
神父、和尚、阿訇、道士无止境地攫取财富是非常没有道理的，这有背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在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对寺庙、道观、教堂无论以任何形式获得的财富都应该记录在案，有专职工作人员来操作，并且要设立第三方监督管理委员会，以确保除保证寺庙、道观、教堂正常运行的资金之外，其余部分全部上交国库，这一条例应该明确的写入宗教法中。
（四）、放弃一种信仰是痛苦的，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是流血牺牲才能迎来另一片思想的天空。
放弃一种信仰一定很痛苦，需要承受巨大代价才能摆脱固有的信仰被逼出精神的世界，甚至是流血牺牲才能换来精神解脱，但是你如果想复辟一种宗教，却如同洪水猛兽一般无法抵挡。
（五）、圣人的圣言才是民众前进的指路明灯
经济发展是有规律性的，聪明人不适宜做生意，因为聪明人有一个通病就是反应慢，懒惰，而生意人都是勤奋的人，并且很有耐心。一个成功的商人智力并不一定高，不要以为马云说的话都充满智慧，其实他的话一点哲理都没有，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重复前人的话而己，再普通不过了，他的话只所以让你听得进去，只是因为他有金钱的光环，其实他的话并没有多太价值，也不会成为传世经典。他只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而已，商人的智慧只是普通人的智慧而已，商人的成功也不需要过多的智慧，商人只需要前瞻的目光，勇敢的精神与耐心的坚守就足够了，如果有过度的智慧反而会消耗掉他的勇气与耐心，使他目光如鼠，而错失商机。
商人的成功不是孤立的存在，并不简单依赖商人自身的能力。商人的成功需要多方面的因素，更多的是需要时代背景与偶然性因素。清朝的胡雪岩非常成功，是清代屈指可数的红顶商人，从他的成功经历可以印证成功的商人必须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如果没有太平天国的动乱，没有偶然的机遇，以及商人务实的精神，无论如何也成就不了胡雪岩的顶戴花翎与巨量家资。但是，由于古代中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封闭式王权国家，所以古代几乎所有的商人都下场可悲，这其中以红顶商人下场最为凄惨。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规律。
世界上真正能让后人记住，并把他们的话奉为圣言的不是商人，而是像孔子、苏格拉底、黑格尔等这样的教育育人的人，这些人并不富裕，现实中的人生也不成功，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是后人前进的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