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主赵国魁见我不言语，又在那边哭着说道：“警察同志，这事情你可得替我做主呀，我五十多岁的人了，家里还有上课的孩子，年迈的父母，一家好几口人，都指着这一大排档过生活呢！”
这时的我不免细细打量着站在我跟前的这位摊主赵国魁，只见其装扮非常的老土，像是七八十年代的穿着打扮，特别是那深蓝色的衣服，一看就是麻布所制的工厂制服式样，插袋很多，十月初的天气并不是很冷，可头上还顶着一顶跟衣服颜色很相近的鸭舌帽。“你穿这个是为了招揽生意吧？”我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道：
可想不到我这么一句并不是很当真的话却引起了摊主赵国魁的困顿，“警察同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看不起我们这些小商小贩？我告诉你，邓老同志可是明确表态的，改革开放后，是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经济搞活了，我们这些摆摊的，可也是有功劳的！”
我当时就被摊主的这番话给震慑住了？都几十年代了，还在用“私营经济”、“经济搞活”这些陈词滥调的在说事？很明显，那摊主赵国魁显然对我的“招揽生意”这句话非常的反感，貌似有看不起他的嫌疑，我只能顾左右而言他的说道：“那你说说，这躺在地上的四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摊主赵国魁跟我哭哭啼啼的说了一通，讲的经过和先前那突然失踪的老年赵国魁跟我说的一模一样，只是到最后，那摊主赵国魁惊艳的补充了一句道：“政府现在不是在严打吗？这般闹事，你们警察还不严惩？”
“严打？”我当时误以为摊主说的是针对2000年的那次严打（编者按：严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手段，在严打期间，恪守从重从快的执法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对打击犯罪有一定的成效，近年来，一些法律专家对严打的合理性提出过质疑，认为在严打期间出现过的误判、冤判阻碍了中国的法治进程，编者认为，这就如同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没有必要对这样的事情去上纲上线。中国最为重要的严打出现过四次，分别是1983年、1996年、2000年、2010年，这四次严打的时间点跟中国国企改革的时间不谋而合，有一定的参照意义。文中的张警官所碰到的这桩灵异事情是发生在2004年，那摊主赵国魁跟其说起严打的事情，张警官自然而然的就联想到了是发生在2000年年底的那次严打。），只能笑着对摊主赵国魁解释道：“你的消息不是滞后就是超前了，反正最近的严打已经结束了快有四年了，新的严打我还没接到通知。”那摊主赵国魁一听到我这么说，立马就激动了起来，“人民警察还带这么糊弄百姓的？改革开放已经六年多了，你还以为我们小老板姓跟四人帮那年代，就知道天天**语录呢？我告诉你，我们也看报，也看电视的，新闻里都说了，小平同志亲自发起的严打运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呢，有的人，抢了一元钱就被枪毙了，难道你不知道？还带你这么糊弄我们百姓的，是不是你认识这四个人呀，想替他们开脱？”
“什么？改革开放六年多？小平同志发起的运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赵师傅，你是在睡梦里还是脑子有问题呀？说这样不着调的话，我跟你说，我们警方办案，会秉公办理的，但不带你这样胡搅蛮缠的！”我当时就严厉警告道：
那摊主赵国魁彻底纠结了，一来怕警察的威严，二来又担心自己的主张得不到正义的支持，他看了一下警车，随后又细细的看了看我，“你……你俩是警察吗？”摊主赵国魁感觉有些不对劲的问道：
按照我们警察的出警要求，对方有权核实我们警察的身份，但一般情况下，我们警察穿着制服出去，人们看到警察制服，就基本上不用核实警察身份了，现如今，想不到这个摊主要求核实身份，这要求虽然有点意外，但也合情合理，我没办法，只能亮明我的警官证，说出我的警号，以示我是警察无异。摊主赵国魁接过我的警官证，仔仔细细的看了一下，觉得不可思议，“那他呢，他的警官证呢？”赵国魁将警官证归还给我，又问我在那叫醒躺在地上四人的辅警道：
“他是辅警，赵师傅，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我惊讶的说道：
“辅警？什么意思？还有你们警察穿的制服怎么跟我平日里穿的不一样呢？难不成你们换警服了？”摊主赵国魁一再质疑道：
我愈发的感觉到不对劲，看赵国魁这个样子，不像是在那边胡搅蛮缠，于是我让赵国魁先在一边等着，随后来到辅警的旁边，询问有没有叫到救护车了？辅警纠结着说道：“张警官，不知道怎么了，用车里的对讲机呼叫总台，就是没有回音，我刚呼叫了好一会，是不是我们的对讲机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不可能，这对讲机又没人去磕磕碰碰的。”我说到这里，就亲自走到警车里呼叫对讲机，事实确实如辅警所说的那样，对讲机呼叫总台，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我只能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指挥中心，可奇怪的是，110也拨不通，一丁点的信号也没有。联想到老年赵国魁的出现和失踪，以及在所里所接到的那通诡谲电话，面对眼前的这一切，我不得不往灵异事件上去靠，最后，我来到那四人躺着的地方，仔细观察着那四人的打扮，衬衫、喇叭裤、蛤蟆眼镜、烫卷了的头发……这一切都是改革开放初期